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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为何而拍？虽改变不了国家，但能改变世界对这个国家的注视

颁奖礼上，评委们把“最佳导演”颁给了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·蒙吉，这是本届戛纳唯一的众望所归。

相比起明明场刊评分才1.4（满分4），却刷脸拿下评审团大奖的多兰和《只在世界尽头》，媒体们其实更想看到蒙吉和他的《毕业会考》拿到更高的荣誉——评审团大奖，甚李基灿至金棕榈。

我和大家一样，对蒙吉导演并不熟悉，对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了解也不多，只知道它属于东欧，临着黑海，占地面积和英国差不多，却透着一股“土而穷”的气息。

《毕业会考》一开场就印证了这些：低矮的小白楼，小区里四处堆放着沙堆、石块，穿得脏兮兮的孩子们，都是第三世界的味道。

罗密欧·阿尔迪亚一家人就住在这，他是一名医生，也算是小镇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可现在他没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，而是躲在路边的草丛里抹泪——因为她女儿被猥亵了，就在她高考前一天。

你有过操作实验机失误或不谨慎破坏了机器的经历吗？答：有他这一代的罗马尼郭凌霞亚人，怀着改变国家的理想从美国回来，发现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于是盼着下一代能离开，不像他们一样被拘在小地方。

女儿已经拿到英国大学的offer，现在只要走个过场，高分通过毕业会考就行。可猥亵的事一出，女儿心里大乱，考试自然发挥失常。

为了让她离开，阿尔迪亚决定走后门。医生毕竟有些关系，最后校方答应只要女儿在卷上做好记号，老师就给打个高分，这事就算成了。

晚上睡觉前，阿尔迪亚嘱咐了女儿在试卷上做好标记。她满眼都是失望：“爸爸，你从前不是这么教我的。”

阿尔迪亚说，“等你去英国之后，一切就按我们教你那样，但罗马尼亚不一样，你不用懂，因为你马上要走了。”

我想我们这一代在中国长大的小孩，会对电影里的一切有别样的感受。故事讲了高考，讲了医患关系，讲了女主被强奸未遂路人们的冷漠，还讲了很多曾经发生、或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。

这大概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阵痛：老师教小孩子们正直，要做雷锋，孩子们长大了发现情况有点复杂，想让胸前的红领巾鲜艳一辈子，只有勇气不太够。

更绝望的是上一代人，他们已过中年，对自己是认命了，可孩子还有希望离开，这才会有阿尔迪亚不惜一切送女儿出国。

女儿的徐崎峰希望，只会让看电影的我们更感绝望：如果这一代人努力的根由，只是为了下一代人的逃离，那这该是个什么样国家？

（▼这个壁画的画风，是不是有几分熟悉？）

可惜这些中国正在经历的阵痛，却很少能在中国电影里看到，我们只能从罗马尼亚电影里找找影子。2001年，罗马尼亚电影人无情地割下第一刀，决心把这个国家真正的部分揭出来，方便对症下药，外媒把这次手术称为“罗马尼亚电影新浪潮”。

“普优种下种子，波蓝波宇浇灌土地，蒙吉收获果实。”2000年，罗马尼亚电影工业跌入谷底——真是谷底，那年全国没造出一部电影，年轻电影人坐不住了。

2001年，34岁的克利斯提·普优拍了短片《无命钱》，被视为是新浪潮的前奏。2003年，罗马尼亚设立了国家电影基金，2004年，普优再次拍摄的短片《烟和咖啡》，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短片，新浪潮拉开序幕。

短片很简陋，12分钟只有一幕：父子坐在餐厅里说话，说的就是爸爸丢了工作，儿子帮他找了个夜间保安的活儿干，对话氛围没有看上去那么温馨美好，儿子像是帝王，不耐烦的施舍着父亲。

2005年，普优的长篇电影《无医可靠》入围戛纳电影节“一种关注”单元，并拿下大奖，从此由他构建的长镜头、自然光、手持摄影和生活化的表演，成为了“罗马尼亚新浪潮”的标志。

电影讲述了一个老头看病难的故事。早上一起床，老头就觉得心口痛，打了救护车也没来——这天刚好出了大车祸，救护车都忙疯了。于是救护员陪他走遍四家医院，没人给他治，病越来越重，最后老头死在手术台上。

有趣的是，电影里没有人是坏人，医生竭尽全力抢救，救护员竭尽全力帮他，那最后老头的离世究竟是谁的过错？看看，这是不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。

2006年，普优影响下，更多的新浪潮电影开始出现。柯内流·波蓝波宇凭借《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》拿下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（最佳长篇处女作）。

片名有点怪。布加勒斯还用于制造汽车的气缸盖、变速箱和活塞特是罗马尼亚首都，12点8分是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逃出总统府的时间，更准确点是1989年12月22日12点08分。

16年后，电视台老板德鲁斯库在纪念日邀请了两位嘉宾，一起探讨16年前那场民主革命有没有在这个小镇发生。其中一位说绝对有、他亲自参与过，无数观众打来，痛斥他是骗子，革命绝对没有发生。

一时间，疲于奔波的普通市民们，好像都较真了起来——每个人都没有忘记16年前的事，但事实如何电影最后也没给出答案。

2007年，克里斯蒂安·内梅斯库的《加州梦》获戛纳电影节“一种关注”单元大奖，而蒙吉的《四月三周两天》则拿下戛纳60周年金棕榈大奖。你能想象，当年罗马尼亚电影有多么气势恢宏。

《四月三周两天》，又是一个怪名字。

电影讲的是关于堕胎的故事。1987年，罗马尼亚明令禁止堕胎，女大学生嘉碧塔意外怀孕，在闺蜜欧蒂莉亚的帮助下筹钱秘密堕胎，她们约好了医生，并决定在一家廉价小旅馆进行手术。

为帮助嘉碧塔，欧蒂莉亚不得不从了医生的威胁，跟他发生了关系。事后她不禁想：如果她意外怀孕，男友会是怎样的态度？

而这“四月三周两天”，正是嘉碧塔从怀孕到堕胎所经历的时间。

2010年，《想吹口哨我就吹》获得了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。2012年，蒙吉的新片《山之外》提名戛纳主竞赛。2013年，导演卡林·皮特·内策尔的作品《孩童姿势》拿下第6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
这又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。

巴布因飙车撞死了一个男孩，他的母亲动用一切力量来给儿子洗脱罪名，她甚至试图贿赂目击证人、死去孩子的父母。仔细想想，电影甚至还没有生活精彩，至少巴布没有停下车猖狂：“我妈是李刚。”

新浪潮，然后呢？拿了一大堆奖，能当做饭吃吗？当然不能，纵使有国际电影节的加冕，新浪潮电影的本土票房依然惨淡——当然，整个票房市场都很惨淡，2013年的金熊片《孩童姿势》已经算是大卖了，然而国内票房仍然不超过3%。

更可怕的是电影工业至今没有任何显著的提高，不管你是新浪潮大哥，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小朋友，都要一年两次去参加罗马尼亚电影局的创投竞赛——不然，没钱拍片。

创投竞赛不确定性很大，每期总额能有多少，有多少项目能拿到钱，都不确定。而且拿到钱之后还得还，数据修约选用4舍5入否则10年后电影的版权就归国家所有了——从开始到现在，只有一部电影还清了，因为导演是拍广告的，挣了不少。

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13年，罗马尼亚电影人的处境似乎不曾改变。本土市场依旧糟糕，他们依旧筹不到钱来拍大片，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。只是爱拍电影的人，依然还是在拍——今年，普优和蒙吉都带着自己的新片来了。而且不管是普优的《雪山之家》还是蒙吉的《毕业会考》，场刊评分都相当靠前。

情况这么难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创作呢？心里总还得有那么点执着吧，拍这些电影难、没票房、甚至本国人根本不在意，但至少外界看到了点东西，看到罗马尼亚人对自己的国家、历史是有话要说的。

跟中国一样，在罗马尼亚电影也改变不了国家，甚至没办法为导演带来更好的待遇，更多的拍摄机会和资金，它唯一改变的是世界对于这个国家的注视——就如同“新浪潮”这个名字，它其实并不被罗马尼亚电影人认同，而仅仅是来自媒体们的“慷慨相赠”。

至于到底什么是新浪潮，在2007年金马影展上，新浪潮成员孟鸠这样回答 ：“其实我对它也没什么概念，我只是知道它刘日曦正在发生，并且我也身在其中。人们经常说，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好导演，那么就有一个作者，有两个的话，就有一个学派，有三个的话，就是一个浪潮了。”

2018年，罗马尼亚就要迎来国家统一100周年纪念。现在，请先让我们向罗马尼亚电影人致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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